文化安全的三种思维方式与政策导向

现今从理论上思考和从实际上处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时,始终有三大关系纠缠在一起:一是本族文化与异族文化的关系;二是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关系;三是集中反映了前两种关系的文化民族性与文化先进性的关系。与此相应,在处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时也有三种不同思维方式,一是把"本族"与"异族"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即"我-你"对立的思维方式;二是把"先进"与"落后"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即"好-坏"二元化的思维方式;三是"民族性"与"先进性"综合考虑的思维方式,即"我-好"综合的思维方式。保持文化的民族特色和追随文化的时代进步,始终是一种需要很好处理却又难以很好处理的重大关系。只有在把文化从整体上区分为"没有先进落后之别的文化"和"具有先进落后之别的文化"两大类的基础上,才能处理好文化安全中的民族性与先进性关系问题。对"没有先进落后之别的文化",大力保持特色文化或文化的民族性,是维护和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要求;对"具有先进落后之别的文化",大力追随先进文化或文化的先进性,是维护和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在文化安全实践中需要公民个体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安全意识,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必须有科学、正确和恰当的文化安全政策和文化安全导向。     

中国国家安全体制研究

为了应对日益复杂多样的国内外安全形势,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完善国家安全体制”战略要求,并把“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作为总目标,这充分体现国家安全体制在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国家安全体制是指国家安全管理具体制度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其目的是为确保国家拥有安全状态和能力提供制度支撑。国家安全职能划分、国家安全机构管理制度、国家安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权责机制和法律保障等构成中国国家安全体制的基本要素。对中国国家安全体制进行历史追溯,可以明晰不同时期的特点,把握国家安全体制发展的脉络。另外,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国家安全体制研究严重不足、国家安全职能划分模糊、国家安全机构建设乏力、国家安全法制建设滞后等问题制约中国国家安全体制功能的发挥,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将不利于化解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各种挑战。因此,科学合理界定中国现阶段国家安全职能、发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功能、打造一支高水平的国家安全队伍等举措是完善国家安全体制的有效途径。